对于机关运行保障事务，同样应接受公众监督，尤其是媒体监督。
个人信息保护的客体是个人信息，而个人信息的范围非常广，通常包括任何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范围远远大于个人不愿为人所知、披露后会导致社会评价降低的私密信息（隐私）。可以看到，我国的环境权、受教育权、消费者权利等均未在《民法典（草案）》中加以规定，而是先由相关单行法分别予以确认，再通过包括民法典在内的法律，共同制裁侵犯这些权利的行为。
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保护 。作者：周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3.权利性质的特殊性 人格权属于消极权利，权项并不需要列明，法律上并不详细规定各种类型的人格权，而是在人格权遭受侵害之后，由法官援引侵权法的规则对权利人提供救济，以不受非法侵犯造成损害后果为权利边界，遭受损害后通过侵权赔偿加以救济。《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了一般人格权，第110条集中规定了具体人格权，如果个人信息属于人格权，理应作为其中之一加以规定。到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7条都继续沿用阴私的提法。
只要数据控制者违反法定义务，不论是否造成信息主体实际损害，都可以认定为违法，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机构就可以通过公法执法发现并制裁违法，维护法律秩序。至于民事救济机制，在公法权利框架之下同样也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沈岿教授认为预警信息的发布与否不只是一个专业判断，而是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比如政府考虑社会稳定、保障重要会议等因素，企业考虑正常开工营业，个人考虑出行方便、按计划旅游，都会对同样的信息产生不完全一致的认识。
[10]宋一蓓、李宁秀：《制度趋同和资源依赖：中国疾控机构与政府关系》，《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46页。党的十九届四中会全也提出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的要求，[37]未来应当在国家治理的丰富实践中积极探索实现这一要求的具体制度。因此，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均保护相关政府雇员披露政府内部的隐瞒行为，从而将公共健康和安全受到的潜在威胁直接置于公众瞩目之下，比如根据美国《吹哨人保护法》，联邦机构不得因雇员披露信息而对其采取报复性人事行动。（三）扩大有权预警主体范围 从提高应急预警响应速度来看，预警决定权到底外放给卫生行政部门还是集中于人民政府，这本身是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互报和下报是不同执法机关之间的疫情信息共享，通过互通有无来实现更有效的监测和预防。该制度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考验，特别是其央地权限配置机制亟需审视和反思。
比如法国自2017年起拟对宪法中的预警原则进行修正，增加规定：公权机关同样应确保科学知识的发展，从而实现对风险的最优评估和对预警原则的最匹配适用。（二）预警主体政治性与预警判断专业性的矛盾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涉及大量医学、生物学、数学等专业知识，特别是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学科分化日益细密的背景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必须在多学科相互合作的基础上进行高度专业化判断。[20]《我国传染病预警系统达国际先进水平》，《中国信息界（e医疗）》2014年第11期，第11页。[37]《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10]因此，无论在自身的行为逻辑中还是与政府的外在关系上，疾控机构都受到行政体制的形塑，专业化的独立运作让位于层级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发现疫情的地方疾控机构应当履行将信息报告[4]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并转报相关人民政府的职责。公众对传染病疫情和公共卫生事件享有知情权，初期疫情所具有的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并不能成为防止公众获知信息的充分理由。如学者所说，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已难以覆盖急速流动的现代社会，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处在弱化过程中，政府不必事事亲力亲为，直接全面介入社会事物，承受过重的压力，而应该借助于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管理社会，共担社会风险。
预防风险是国家不可推卸的宪法义务，如王旭教授所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重大风险的挑战，以宪法为基础建立一个预防风险的法律框架，成为中国宪法学无法回避的课题。[19]程惠霞：《科层式应急管理体系及其优化：基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3期，第86页。
政府的政策取向，如对疾控机构的补偿方案是强制趋同的重要来源。[11]张玉、刘新新、蔡传锋、贾志娟：《基于交通网络传递的传染病风险传播模型研究》，《计算机与数字工程》2017年第12期 [12]Se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A Safer Future: Global Public Health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2007， pp.x-xi. [13]栾荣生主编：《流行病学研究原理与方法》，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互报是指不同地方的执法机关相互通报。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应工作职责在疫情预警实践中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误解了人民政府与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传染病防治法》考虑到传染病预警的正式性而收紧了有权预警的主体范围，仅授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作出预警。只有在法律上明确决定权在于政府，才可使名实相副，也能真正让政府负责。[16]由于信息失真或折扣，相关的政府决策或决定可能出现延迟或失误。另一方面，任何单位和个人特别是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依法均负有报告疫情信息的义务，《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规定的报告对象是附近的疾控机构或者医疗机构。
但风险预防原则却要求，只要存在造成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可能，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不能作为推迟采取预防措施的理由。一方面，各级疾控机构承担传染病监测职责，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进行主动监测并发现传染病疫情。
从不同机构之间的权限配置看，整个预警工作过程主要涉及内部报告和沟通，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向个人或社会公开的机制。预警的基本过程主要包括疫情的发现、报告直至有权主体作出预警等环节。
然而如果能在相对节约国家人力、物力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预警权限适当下沉到地方和民间从而实现对疫情的有效预警，更符合宪法第3条第4款的央地两个积极性原则。如学者所言，层级式的应急管理体系具有稳定权威和命令服从机制，能快速响应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等简单突发事件，但不能自主识别和判断环境变化及其危险，也不注重‘看不见风险所造成的焦虑与恐慌，导致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行动迟缓而僵化。
[11]这种效果又与全球化交融在一起。（二）疫情预警信息的漏斗状流动 从前述几个相继环节中的权限配置来看，传染病疫情信息的流动过程形似漏斗，必须通过层层上报最终汇集到有权预警主体。[30]胡锦涛：《广泛动员狠抓落实群防群控打一场防治疫病的人民战争》，《人民日报》2003年5月2日，第1版。与其使人面临突遭灭顶之灾的风险，不如使之有机会在不必要的恐慌中学习和成长。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条规定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这种央地权限配置一方面可能造成决策者和领导者在获得准确信息方面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大多数信息是通过国家行政机构逐级上报，通常各级官员可能都具有引入偏好和扭曲的动机来隐瞒和谎报信息。
[21] 从根本上说，现行预警制度及其权限配置沿用了传统行政的科层制结构，其所预设和假想的运行环境主要是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它假定层级式的响应就足以使集中式的机构及时作出预警。[7]据此看来，该条试图避免错误预警引起大众的不必要恐慌，因此授权预警主体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向社会公布，这就导致在实践中向社会公布作为可选择项变成一种很难作出的选择。
研究表明，关于传染病的谣言中总存在一定比例的真实信息，因此重要的是从谣言中识别事实，从而采取即时公共卫生措施，并消除不必要的反应。[17]朱虹：《SARS危机：公共卫生体系的断裂与重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33页。
其次，疫情信息的上报。当前的央地预警权限配置以层级制为特征，疫情信息漏斗状逐层流动，预警过程出口过窄，并且隐藏着一系列内在矛盾，导致其无法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需要。[17]因此，个人、社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都在疫情危机预警和应对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三）层级式预警机制的组织法基础 层级式的预警权限配置和漏斗状的预警信息流动在形式上属于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的范畴，但其背后却具有行政组织法的基础。
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机构组成的横向序列中，疾控机构的专业性是最强的。因此，上报的功能在于将疫情信息由地方疾控机构水平传递到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以及领导它的地方政府，同时纵向传递给上级卫生行政部门。
在面临潜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时，各类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化解社会矛盾，增加社会团结，缓冲国家与个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冲突，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政府动员各种力量和资源来化解危机，增强官民互信，减少政府执法成本。[25]在SARS等疫情预警中，如果疾控机构具有足够的独立权威，也许整个事件的后继发展方向会有所不同。
实际运作情形也是如此，卫生行政部门并不能完全自主决定何时发布何种信息。比如，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本行政区域内的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通报传染病疫情信息。
